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最后我说:你是不是喜欢两个位子的,没顶的那种车?
半个小时以后我觉得这车如果论废铁的价钱卖也能够我一个月伙食费,于是万般后悔地想去捡回来,等我到了后发现车已经不见踪影。三天以后还真有个家伙骑着这车到处乱窜,我冒死拦下那车以后说:你把车给我。
对于这样虚伪的回答,我只能建议把这些喜欢好空气的人送到江西的农村去。
那家伙一听这么多钱,而且工程巨大,马上改变主意说:那你帮我改个差不多的吧。
之间我给他打过三次电话,这人都没有接,一直到有一次我为了写一些关于警察的东西,所以在和徐汇区公安局一个大人物一起吃饭的时候一凡打了我一个,他和我寒暄了一阵然后说:有个事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个忙,我驾照给扣在徐汇区了,估计得扣一段时间,你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或者有什么朋友可以帮我搞出来?
听了这些话我义愤填膺,半个礼拜以后便将此人抛弃。此人可能在那个时候终于发现虽然仍旧是三菱的跑车,但是总比街上桑塔那出去有面子多了,于是死不肯分手,害我在北京躲了一个多月,提心吊胆回去以后不幸发现此人早就已经有了新男朋友,不禁感到难过。
我在上海看见过一辆跑车,我围着这红色的车转很多圈,并且仔细观察。这个时候车主出现自豪中带着鄙夷地说:干什么哪?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上学的时候教师最厉害的一招是叫你的家长来一趟。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很可笑的,首先连个未成年人都教育不了居然要去教育成年人,而且我觉得学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应该大于家长和学生本人,有天大的事情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还要家长上班请假亲自来一趟,这就过分了。一些家长请假坐几个钟头的车过来以为自己孩子杀了人了,结果问下来是毛巾没挂好导致寝室扣分了。听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肯定先得把叫我来的那老师揍一顿,但是不行啊,第一,自己孩子还要混下去啊;第二,就算豁出去了,办公室里也全是老师,人数上肯定吃亏。但是怒气一定要发泄,所以只能先把自己孩子揍一顿解解气了。这样的话,其实叫你来一趟的目的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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